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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小兵说，“通过更加完善的收支分类科目，可以倒逼政府行为规范。如果信息公开做得很好，非常全面、科学地反映出政府做的所有事情，那作为官员会考虑到：现在做的事情，以后都会被公开，那谁还敢乱来呢？制度的完善，会使得官员不敢、也没办法腐败。”责任编辑：孙剑嵩

该行指，集团需提升其EBITDA，因中期受到HIBOR上升及频谱成本影响，但集团仍有信心可增加市场份额，及在新业务（解决方案及金融科技）获得增长。虽然该行对集团前景持审慎看法，但认为集团发展方向及定位正确，料可捕捉板块下一浪热潮。该行指，尽管市场竞争激烈，但集团受到后付用户群扩大，及用户升级至1010服务所带动。为了挽留客户，集团亦提升顾客获取成本8%，相信竞争最激烈时期已过，惟料2018及2019年每月每户平均收入（ARPU）未必可上升。然而，董事总经理艾维朗有信心年底流失率可进一步下降至1%，因集团正以The Club会员制提升忠诚度。

据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梳理，2010年至今，共有14家银行发行14只可转债，其中2010年有2只可转债上市，2013年和2017年分别有1只可转债上市，2018年有6只可转债上市。2014年至2018年，银行可转债发行总额为530亿元。如此来看，今年银行可转债发行规模已超过去5年之和。

但是在运营商业绩承压的情况下，相关建设投入会否存在变数，也实在难以预测。而实际上，即便运营商的业绩没有出现下滑，但鉴于5G投入的巨大，以往4G建设中各自为战的策略和战法，也难以继续应用。因此在5G建设中，如何共享建设就提上了日程。这种共享思路，一定程度上为5G尽快进入真正的商用、尽快走进消费者，提供了契机。

三、股票的持仓风格可转债基金都是属于二级债基，可以有最高20%的股票仓位。股票的持仓风格对可转债基金的净值走势也有较大影响。从重仓股来看，长信可转债相对比较激进，偏中小创。而兴全可转债则更追求稳定，以蓝筹白马股为主。这就导致长信可转债的波动较大，在2014年时候年度回报超 95%，而在 2017年仅为 1.25%。

上述这些信息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5G在中国的建设速度。中国的4G从建设到基本普及大体花费了3—5年时间，简单以此为参照，5G在真正意义上进入商用，很可能将会在2021年看到结果。如果2021年5G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，那的确是为期不远了。但是也无需讳言，2021年5G在中国真正实现消费意义上的商用，应该是一个相对乐观的预计。